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黨內紀律與規(guī)矩建設，而在黨內紀律與規(guī)矩中最根本的是政治紀律和政治規(guī)矩，其中最重要的又莫過于“四個服從”。1922 年7月黨的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部黨章強調:“全國大會及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之決議，本黨黨員皆須絕對服從之。”“下級機關須完全執(zhí)行上級相關之命令:不執(zhí)行時，上級機關得取消或改組之?！薄耙磺袝h均取決多數(shù)，少數(shù)絕對服從多數(shù)?！痹谶@里，已經提出了“三個服從”。至于“四個服從”的完整提出，則是1938年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

六屆六中全會上強調“四個服從”，除了鑒于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造成嚴重后果的教訓外，也與王明在擔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期間不尊重黨中央，與黨中央鬧獨立性有很大的關系。1937年11月，王明從莫斯科回國，隨后出席12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王明在報告中一方面強調要堅持抗戰(zhàn)、鞏固和擴大以國共合作為中心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但另一方面又提出“一切經過統(tǒng)一戰(zhàn)線”“一切服從抗日”的主張，對中共中央洛川會議以來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上本來正確的主張加以批評與指責。十二月會議后，王明擔任中共代表團長和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雖然在國共合作和開展抗日宣傳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也存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遷就國民黨、輕視敵后游擊戰(zhàn)，而且自以為是，與黨中央鬧獨立性等問題，給長江局的工作和新四軍的發(fā)表帶來一些消極影響。

1938年2月3日，國民黨中央第66次常委會決定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討論和制定國民黨領導抗日的路線、方針及政策。中共中央和王明領導的長江局對這次大會都很重視。3月21日，王明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報送中共中央一份，且未等中共中央答復，就于24日將這個建議書交給國民黨。3月25日，中共中央收到王明起草的該提議書后，認為這個建議書“有嚴重缺點”，于是另起爐灶，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電》。長江局收到中共中央這個電文的時候，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還未召開(大會3月29日開幕，4月1日閉幕)，本來是有時間將這個建議書送到國民黨同時將第一個建議書收回的。但是，“長江局既不送，又不及時報告中央”。等國民黨臨全大會即將結束，才于4月1日電告中共中央說:“我們根據(jù)政治局決議原則所起草的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建議書于24日送去，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昨夜已開幕，你們所寫的東西既不能也來不及送國民黨，望你們在任何地方不要發(fā)表你們所寫的第二個建議書，否則對黨內黨外都會發(fā)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響。且不論這兩個建議書的內容誰是誰非，以王明為書記的長江局此舉確有不尊重中央、鬧獨立性之嫌。

同年2月15日，長江局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并任弼時、凱豐、朱德、彭德懷，提議在即將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討論兩個議題：抗戰(zhàn)形勢及如何保障繼續(xù)抗戰(zhàn)和取得最后勝利問題，中共七大準備工作問題。2月23日，王明、周恩來、博古再次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內稱:長江局關于政治局會議決議:一、以長江局會議討論結果，委托紹禹、恩來兩同志作為向政治局會議之建議；二、會議日期建議以兩日為限；三、長江局由紹禹、恩來同志回去代表參加會議，并在會議后立即返漢；四、會議后請求中央多派能獨立領導工作的同志出來擔任各方領導工作。作為中共中央的下屬機構，長江局此舉從組織原則上確有不妥之處，難免有下級凌駕于上級之上之嫌。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zhàn)爭研究會上作了《論持久戰(zhàn)》的講演，批駁了“亡國論”“速勝論”，指出抗日戰(zhàn)爭是持久戰(zhàn)，要經過戰(zhàn)略退卻、戰(zhàn)略相持和戰(zhàn)略反攻三個階段，最后勝利是中國的。這個演講集中體現(xiàn)了毛澤東堅持久抗戰(zhàn)的思想。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電長江局，要其在《新華日報》上刊登《論持久戰(zhàn)》，可是王明等借口文章太長不予登載。隨后中共中央再次致電長江局，要他們分期刊登，但王明等仍不同意。由于同樣的原因，《群眾》周刊也未刊載。以后只是在《新群叢書》中作為第15種出了個單行本。后來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書中曾說:“在延安發(fā)表該文后，毛澤東又將此文送往武漢，要求在《新華日報》上刊登(該報編輯部在我的指導下進行工作)。我和秦邦憲(博古)、項英、凱豐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對這篇文章，因為該文的主要傾向是消極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進攻蘇聯(lián)。這個方針既同中國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國共產黨的國際主義義務相矛盾。共產黨的政策是，中國人民應當積極同日本侵略者作戰(zhàn)，這一方面是為了保衛(wèi)中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另一方面則借以阻止日本軍國主義者發(fā)動反蘇戰(zhàn)爭，所以，我們決定不在《新華日報》上發(fā)表《論持久戰(zhàn)》一文?！?/p>

王明在長江局工作期間鬧獨立性，還表現(xiàn)在到達武漢不久，便未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書記處審閱同意，在《新華日報》發(fā)表由他起草的《毛澤東先生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光先生的談話》。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史稱“三月政治局會議”)后，王明既不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也未同任何人打招呼，公開發(fā)表《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目前抗戰(zhàn)形勢與如何繼續(xù)抗戰(zhàn)和爭取抗戰(zhàn)勝利》。王明甚至以陳紹禹(即王明)、周恩來(長江局副書記)、博古(長江局委員)、 凱豐(長江局委員)的名義直接向各地及八路軍前總發(fā)布指示性意見。“特別讓中央書記處的領導人難以容忍的是，在張國燾叛逃，朱德、彭德懷及項英又經常去武漢，王稼祥、任弼時在莫斯科，武漢的政治局委員數(shù)經常超過延安的情況下，王明居然提出中央書記處不具合法性的問題，指責張、毛等不應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發(fā)布指示和文件。”對于這些問題，后來王明辯解說，是自己“在國外單獨發(fā)表文件做慣了”。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毛澤東在全會上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分析了抗日戰(zhàn)爭即將進人戰(zhàn)略相持這個新階段后的形勢，明確提出了要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任務，強調“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xiàn)"，“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xiàn)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要求共產黨員應成為實事求是的模范。鑒于此前張國燾在長征途中分裂黨和紅軍造成的嚴重后果，也鑒于王明在領導中共中央長江局期間與黨中央鬧獨立性的問題。在報告中，毛澤東特別講到了強化黨的紀律的重要性，特別指出:“紀律是執(zhí)行路線的保證，沒有紀律，黨就無法率領群眾與軍隊進行勝利的斗爭?！薄氨仨氈厣挈h的紀律: (一)個人服從組織； (二)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tǒng)一?！比珪ㄟ^的政治決議案亦強調，每個共產黨員應該愛護黨和黨的團結統(tǒng)一有如生命，認真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服從組織，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下級服從上級，中央是全黨最高的領導，用以嚴格黨的紀律，使黨及其各級領導機關達到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團結得如像一個人一樣的程度。從此，這“四個服從”成了中國共產黨最根本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guī)矩。

這次會議還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guī)則與紀律的決定》《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guī)則與紀律的決定》《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關于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等一系列黨內法規(guī)，其中明確規(guī)定：各中央委員不得對任何人發(fā)表與中央決定相違反的意見，如果沒有中央委托不得以中央名義向黨內黨外發(fā)表言論與文件；各中央局中央分局須完全執(zhí)行中央的決議和指令，并不得有任何違反中央的文字與行動，各級黨的委員會的委員、代表會的代表，須無條件的執(zhí)行該委員會或該代表會的決定；凡黨員對于黨的負責人及黨在群眾中的領袖有意見與批評時，除開負責的向相當?shù)慕M織、覺的負責人提出必要的批評外，不得隨便在同志中及群眾中任意品評他們的長短、錯誤與缺點；等等。

由此可見，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不但強調了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從根本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而且確立了許多重要的政治紀律，這對于確保黨的團結統(tǒng)一和爭 取抗戰(zhàn)勝利產生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在中國共產黨制度建設和紀律建設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